三國兩晉南北朝時，地理學著作的特點是撰述各地州、郡以及山、川的地記大量出現(xiàn)。地記的內(nèi)容包括各地的歷史和地理情況。如譙周的《三巴記》，顧啟期的《婁地問》，庚仲雍的《湘州記》等。關于記山的著作，有釋慧道的《廬山記》和葛洪的《幕阜山記》等。
專訪水道的有時人的《水經(jīng)》和酈道元的水經(jīng)注。此外還出現(xiàn)了幾部全國性的雜志。如《畿服經(jīng)》170卷，《地理書》149卷和《地記》252卷等。篇幅浩大，內(nèi)容豐富。但可惜這些著作幾已散失殆盡，所存無幾。
三國時期，出于軍事政治需要，魏、蜀、吳三國都在想方設法繪制更準確、更方便的軍用地圖。據(jù)《拾遺記》記載，孫權在軍旅之隙，常常想要找到一個善畫的高手，畫出一幅好的地圖來，丞相趙達便將自己的妹妹推薦給他并成為其夫人。這位趙夫人對孫權說：丹青之色，甚易曷，欠滅，不可久寶；妾能刺繡，作列國方帛之上，寫以五岳、河海、城邑、行陣之形。這幅刺繡地圖完工之后，時人稱趙夫人的技藝為針絕。
《三國志魏書孫禮傳》提到一種可判斷郡界糾紛的疆域地圖。冀州牧孫禮上任時，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：今清河、平原爭界八年，更二刺史，靡能決之。禮曰：若欲史必也無訟，當以列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。今圖藏在天府，便可于坐上斷也，豈待到州乎？
公元三世紀，西晉京相璠（fan）（生卒年代不詳）和裴秀（公元223-271年）著《禹貢九州地域圖記》十八篇并繪制：一寸為百里。的全國地圖《方丈圖》。裴秀總結(jié)了我國古代的制圖經(jīng)驗，提出繪制地圖的原則：制圖六體，其中包括比例、距離、方位等制圖的科學原則，對地圖學的發(fā)展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公元399-412年，東晉法顯（姓龔，名字不詳，法顯是法號，約公元337-422年）曾到印度、斯里蘭卡等許多地方，歸國后于公元416年寫成《佛國記》，這是研究中亞和印度等的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獻。
南朝劉宋時，謝莊（生卒年代不詳）制成了可以表示地形的木圖，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立體地圖。
裴秀和他的制圖六體
西晉時，中國出現(xiàn)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學家、制圖理論家裴秀（公元223-271）李約瑟稱他為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，與歐洲古希臘著名地圖學家托勒密（PtolemaeusClaudius，約公元90-168）齊名，是世界古代地圖學史上東西輝映的兩顆燦爛明星。
裴秀（223-271年）字季彥，河東聞喜（今山西聞喜縣）人。自幼好學，知識淵博。出身官僚世家，官至司空。接觸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圖資料。由于才華出眾，所以青少年時代就受到社會知名人士的贊賞。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地圖已廣泛用于戰(zhàn)爭和國家管理，秦漢以后損失嚴重。出于政治和軍事需要，裴秀立意制作新圖。他領導和組織編制成《禹貢地域圖》18篇，這是中國和全世界見于文字記載的最早歷史地圖集。為了便于應用，他還將一幅篇幅過大（用娟八十匹繪制）的《天下大圖》縮制成以寸為百里（比例尺1：1800000）的《地形方丈圖》，圖上載有名山都邑，為軍政管理提供了科學依據(jù)。
裴秀在地圖學上的主要貢獻，在于他第一次明確建立了中國古代地圖的繪制理論。他總結(jié)我國古代地圖繪制的經(jīng)驗，在《禹貢地域圖》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制圖理論--制圖六體。
所謂制圖六體就是繪制地圖時必須遵守的六項原則，即：即分率（比例尺）、準望（方位）、道里（距離）、高下（地勢起伏）、方邪（傾斜角度）、迂直（河流、道路的曲直），前三條講的是比例尺、方位和路程距離，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繪圖原則；后三條是因地形起伏變化而須考慮的問題。這六項原則是互相聯(lián)系，互相制約的，它把制圖學中的主要問題都接觸到了。
這是他對中國地圖學做出的巨大貢獻，是中國古代唯一的系統(tǒng)制圖理論。直至今天地圖繪制考慮的主要問題除經(jīng)緯線和投影外，裴秀幾乎都扼要地提到了。
裴秀提出的這些制圖原則，是繪制平面地圖的基本科學理論，為編制地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，它一直影響著清代以前中國傳統(tǒng)的制圖學，在中國地圖學的發(fā)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在世界地圖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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